余华是一位弃医从文的人。</FONT></P>
<P>　　<FONT
face=仿宋_GB2312>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杭州，做过牙医，进过文化馆，现寓居北京，著名作家。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他的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十多个国家出版，并进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兰登书屋。　</FONT>　———作者／洪治纲　摘自《名人传记》</P>
<P>　<FONT color=#000080>　<STRONG>“大字报”激发文学兴趣</STRONG></FONT>
<P>　　1960年4月3日，余华出生在浙江杭州。
<P>　　1972年，12岁的他按部就班地进入当地的海盐中学读书。尽管此时已进入“文革”后期，但在江南小城海盐，火热的“革命生活”不仅没有丝毫消退，反而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批判和揭发的范围越来越大。
<P>　　就在余华初尝了阅读的乐趣，而又渐渐地发现没有多少书可读的时候，他开始慢慢地留意起这些大字报来。不久他便发现，这是一片独特的风景，其精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当时他所读到的小说，因为其中很多的“被揭发者”都是他所熟悉的人。而更重要的是，那些“揭发内容”都是他闻所未闻的，甚至是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能力的。为此，余华迷恋上了大字报，每天放学回家，他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多小时。这种癫狂时代的文化征象，虽然也让余华觉得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它又充分吊起了一颗少年的好奇之心。
<P>　　除了那些五花八门的内容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外，在大字报的行文风格上，也是千奇百怪，各显其妙。余华后来说，“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P>
<P>　　<STRONG><FONT color=#000080>牙医生涯“没有风景”</FONT></STRONG>
<P>　　1987年3月，经过父母的努力，余华进入了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成为一名牙医。对于一生都崇尚“靠技术吃饭”的父亲华自治来说，儿子的这份职业无疑相当不错。它至少可以让余华远离政治的是是非非，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然后娶妻生子，过上平稳安定的日子。
<P>　　但是，余华并未领会这一人生要旨。当他第一次踏进武原镇卫生院，他甚至对牙医角色还一无所知。带着必要的谦虚和初来乍到的好奇，余华跟着一位姓沈的老医师学艺。经过三番五次的演练，沈师傅让余华独自上阵了。心惊胆战的余华初次上阵时，却不知道对付这颗病牙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把钳子。经过师傅的指点，他终于拔下了那颗不堪一击的病牙，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又让余华一筹莫展———病牙的牙根还牢牢地“躺”在病人的牙床里。
<P>　　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余华兢兢业业。每天7时准时上班，但是，在空闲之余，一想到自己的一生就是整天面对人们的口腔，与各种残缺不全的牙齿斗智斗勇，余华感到十分落寞。他曾对别人说：“我实在不喜欢牙医工作，每天8小时的工作，一辈子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P>　　事实上，余华之所以不满意牙医的职业，还因为另外一种巨大的诱惑不停地向他招手———对面文化馆里那群创作员。当时，余华所在的卫生院处于海盐县最为繁华的一条大街上。没有病人时，余华一边和沈师傅抽烟聊天，一边欣赏窗外的街景和人流，时间一长，他发现每天都能看到几个熟悉的人逛来逛去。他们显然都是文化馆的人员。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们其中的一位：“你们怎么不用上班，可以随便在大街上闲逛？”结果，创作员很认真地告诉他，他们逛街就是上班，就是寻找创作灵感。
<P>　　这个回答让余华目瞪口呆，同时也使他从此对文化馆羡慕得一塌糊涂。
<P>　　正是在这种羡慕情绪的强烈驱动下，余华开始不断打探进入文化馆的途径，最后他发现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会作曲；二是会绘画；三是会写作。经过再三的权衡，余华发现，只有写作还算是自己的一项爱好。于是，他决定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的牙医命运了。</P>
<P>　　<STRONG><FONT color=#000080>川端康成的熏陶</FONT></STRONG></P>
<P>　　1979年，20岁的余华被安排到浙江宁波的一家医院进修口腔科。
<P>　　在这次长达一年的进修时间里，余华念念不忘的，还是阅读和写作。学习之余，余华很少出门，基本都是呆在宿舍里阅读“伤痕文学”，也阅读一些刚刚出版的国外小说，或者模仿着进行一些小说写作的尝试。期间，余华先后接触了两个颇有意思的作品：一是汪曾祺的《受戒》；一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
<P>　　让余华更为痴迷的，还是川端康成。从《伊豆的舞女》开始，川端康成差不多成为余华写作初期最为崇拜的对象。那个时期，中国的文坛上正是“伤痕文学”铺天盖地，所有的小说都在揭示苦难，所有的作家都在强烈地倾诉，而在余华看来，川端康成虽然也有苦难，却少了那种直露的倾诉意味，而呈现出一种温暖的审美情韵。经过反复细致的阅读和比较，余华发现，川端康成的最大魅力在于他对细部的描述。
<P>　　在宁波进修期间，余华碰上了一个让他惊悸不已的事件。有一次，医院里有个病人，下腭骨需要移植，里面有癌变，要将另外一个人的下腭骨装进去。在小学里一个油漆斑驳的乒乓球台上，放着一具尸体。这时，从上海来的，从杭州来的，每位医生都手提工具，兴致勃勃地瓜分那具尸体上“属于”自己的器官。“那帮人谈笑风生。我回去后却三个月不想吃肉，很难受。这就是现实。”余华将这个在常人眼里近乎残忍的场景，后来变成了他的小说《现实一种》里的一个细节。这显然是受惠于川端康成对细节的精巧处理，它使余华学会了从容而游刃有余地描述一种具象化的场景。
<P>　　一年的进修完成后，余华再度回到了武原镇卫生院。不过，对于拔牙的工作，他已经心不在焉了。他每天吃完晚饭，便一头扎进自己的小房子里，开始“让屁股与椅子建立友谊”。
<P>　　经过一番狂热的努力，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终于出笼了。当他兴冲冲地拿着它来到县文化馆，请那里的老师指点时，老师看完后，第一句话就是：“你的错别字太多了！”不过，他又说了一句让余华多少有些安慰的话：“这没办法，因为你没写过那么长的文章啊！”就这样，余华的这篇小说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就迅速地“夭折”了。然而，一想到往后的日子还是拔牙，余华又信心百倍地努力写作。
<P>　　1982年，余华将自己认为相当成熟的一篇小说寄给了杭州市文联的《西湖》月刊，结果很快就接到了采用通知。这便是出现在《西湖》1983年第一期头条上的《第一宿舍》。</P>
<P>　　<STRONG><FONT color=#000080>改变命运的《星星》</FONT></STRONG>
<P>　　1983年11月的某个下午，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终于开启了改变余华命运的大门。
<P>　　这是当时《北京文学》的编委周雁如女士打来的电话。她从早上上班开始挂长途，直至下午下班时才找到了余华。周雁如告诉余华，他寄来的三部短篇小说都看了，而且都准备刊用，但其中的《星星》需要进行一些修改，并让余华马上动身前往北京。接着，周雁如详细地告诉了《北京文学》的具体位置和公交车路线，还反复强调，所有的差旅费和伙食费都将由《北京文学》承担，改稿期间还有出差补贴，这让当时每月只有30多元工资的余华大为放心。
<P>　　放下电话，余华的内心一阵狂喜。当晚，他就找到一位同事，让他代自己向单位请假。第二天一早，余华便跳上了开往上海的汽车，再由上海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文学》编辑王洁和编委周雁如的精心安排下，余华用了三天的时间便改好了《星星》。
<P>　　临走前，王洁帮他结好了所有的费用，甚至连游玩的费用也成了“出差补贴”，同时还细心地为他准备了一份改稿证明———当余华返回小城海盐县时，事实证明，这份证明太重要了。它
<P>　　不仅帮助余华解除了在卫生院因怠工引起的所有麻烦，还让小城里的文学界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小的震动———在那个一篇小说往往就可以改变一个作者命运的年代，余华冲进了《北京文学》，成为海盐县历史上第一位去北京改稿的人，这当然是件非同小可的事。
<P>　　1984年1月，《星星》如期刊发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头条。这是一篇带着鲜明唯美气质的成长小说，颇有些汪曾祺《受戒》的神韵，又透示出川端康成的凄婉之美。严格地说，这是一篇情节相对简单、思想内涵也非常有限的小说，但它在叙述上却简约精致，显示了余华较好的艺术感觉以及对叙述准确性的把握。尽管这篇小说在当时的文坛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它却获得了《北京文学》该年度的优秀作品奖。
<P>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文化现实，余华赴北京的改稿事件，立即引起了海盐县委宣传部、县文化馆等部门的高度关注。有关领导在了解了余华的意愿之后，旋即着手办理将余华调往县文化馆的事宜。由于一路绿灯，几乎在一周内，余华就调到了海盐县文化馆。
<P>　　为了充分地感受文化馆里美好的自由生活，余华第一天上班时，就故意迟到了整整3个小时。当他在上午10时才慢悠悠地迈进办公室时，原以为会引起同事们一点小小的惊讶，结果谁都没有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仿佛他正应该在这个时间去上班。“我当时的感觉真是十分美好，我觉得自己是在天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0000ff size=2><IMG alt="" hspace=0 src="../../../../img/2005-04/30/xin_340402301116605431631.jpg" align=baseline border=0><BR>余华近照</FONT></P>
<P>　　<STRONG><FONT color=#000080>酝酿30万字的新长篇</FONT></STRONG>
<P>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的创作真正进入了成熟期。1991年，他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问世，紧接着，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好评如潮。
<P>　　1998年，《活着》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2002年，《活着》获第三届世界华文“冰心文学奖”。2004年，《许三观卖血记》获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
<P>　　这两部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并一直处于热销之中。
<P>　　但余华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他曾说，美国作家哈金的一句话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哈金说，美国作家心中都有一个伟大的愿望，就是一生要写一部伟大的小说，所以，美国的作家总是用写5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
<P>　　因此，余华开始酝酿他的新长篇小说，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这部长篇小说终于进入了良好的叙事状态。按他的构思，这部长篇小说主要是写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总长度将在30万字左右，已进入最后的完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