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工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多赚点。从近年的统计数字看，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是相接近的，以2005年为例，我国居民收入总额为83246.6亿元，比上年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增长9.8%，与当年GDP增幅10.2%几乎同步。这种情况说明，在总量层面，居民收入分配是基本合理的。但正如劳动保障部办公厅副主任尹成基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大家可能感觉到从总的工资水平的增长来看，这几年增长幅度是比较大的，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增加比较快，但好像也有一部分群体感觉到他们的工资增长没有那么快”。一方面是物价飞涨，一方面是工资岿然不动，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有这样的感觉？

　　大部分人工资没增长

　　何晓鹏：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前三个季度的全国居民消费指数(CPI)累计达到4.1%，这看起来是一个很高的数字，杨老师对这个数字有怎样的感觉？

　　杨黎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副所长)：物价上涨啊，今年猪肉、食品价格连续上涨，第三季度以后又开始放缓，到年底前基本应该保持平缓。但如果比起改革开放之初通货膨胀时期，这个数字还不算太高，当初物价上涨很快的时候，是十几。我觉得目前老百姓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何晓鹏：也许可以接受，但这种物价上涨的感受很直观，比如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吃铺，半年前一个肉包子卖一块，那时就觉得贵，但半年后变一块二了。还有今年夏天，方便面也集体涨了20%到40%.但与此相对比的，是这些年来大家对自己收入增长的感觉没这么明显。

　　杨黎明：这几年就全国收入的水平来说，它跟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应该是同步的，应该还高一些，比如现在GDP是11点几，平均工资的增长是11、12、13？？都有了，年年都这么增长。为什么这个增长老百姓没有感觉，好像自己收入没增加，反而下降了，因为这个收入增长的统计是全国性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有的人涨得多，有的人涨得少。

　　这里面有结构性问题：有的行业涨得快，有的行业涨得慢，有些地区涨得快，有些地区涨得慢，这是问题的根本。现在情况是，大部分人工资没增长，少部分人工资涨得快一些，收入差异过大。

　　何晓鹏：这些收入高的地区和行业，拉动了工资的增长速度。

　　杨黎明：对。我们也做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当然不一定全面。我们初步的判断，主要是一些普通的劳动者工资涨得比较慢，也就是劳动市场中一些低端的劳动者，这个群体可代替性比较强，简单劳动，这一部分工资基本上没怎么涨，基本上十几年没动，五六百块钱，现在也是这个价格。还有一些涨得比较慢的就是国有企业，如果是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应该说是工资还是比较高的，但一些中小型企业，效益不太好的，能够维持经营就不错了。还有就是从农村来的劳动力，到各个行业去，包括建筑行业，矿山井下，有很多危险的，工资也一直比较低。

　　何晓鹏：秋风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秋风(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刚才杨老师说得比较全面了。我觉得不管是价格还是收入，最重要的不是一个总的数字，不是总量的平均数字，而是结构的问题。比如以这个价格为例，因为价格上涨会让很多人感觉自己的收入实际上在相对下降，因为价涨了，等于你的钱毛了，实际收入在下降。

　　我有一个总的判断，现在已经处在一个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不是说价格一下子全部上涨，而是价格呈现出波浪型上涨过程。在这里不同的人感受是不同的，比如说资产价格上涨很快，那些依靠财产性收入的人在通货膨胀中就有很高的收入。但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像这一轮价格上涨，包括粮食、肉、蛋，完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有一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他对这个价格是很敏感的，因为他的恩格尔系数本身就比较高，主要收入是用来买吃的、水电、租房子，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他来说压力就非常大。而这部分人口在中国实际上要占到一半以上，你看农村人口基本上都是低收入人口，城市人口可能有三分之一也是低收入人口，这样算起来等于全国可能有60%以上人口都属于这样一个状态。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报纸上说很多人发财了，股市、房市，比比皆是，但当我们到网络论坛里去看，又觉得大家过得挺艰难，觉得经济增长这么快，大家生活怎么越来越难。实际上，通货膨胀是一个逆向再分配，是对收入的一个逆向调节，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收入原来比较高的人，增加得更快，而收入本来比较低的人增加得更慢，形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现象。

　　潜在的收入

　　何晓鹏：这样说来，像管然所在的外资企业状况应该很好。在我们眼里，这些大型外企应该是高收入群体汇聚之所。管然，你和你的同事是不是生活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愉快？

　　管然(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在外企工作的人不一定就是高收入人群，实际上我们是岗位薪酬制，也分高中低的，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大家对工资的理解可能有一点狭隘，比如说在佳能公司，提出的是全面薪酬的概念，工资只占到15%～20%，80%～85%是追加的投资，是一年计算下来的公司给一个员工的投资。我们希望随着市场的增长，我们的员工也进行同步的增长，这样我们就要大比例地追加培训的投资，这种费用的开销是超过员工的年薪的，为的是增加员工的含金量。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这样的企业，因为他发现经过几年之后，他的身价能够翻几倍。

　　秋风：管然谈到一个最宽泛的概念，就是收入的概念，包括人力资本投入，都算在里面。

　　管然：对，是这样的，比如我们每年招的高校毕业生，对企业来讲，他们入职之初是不具有我们需要的能力的，我们安排这些新成员跟有经验的职员合作，经过几年的培训，给他们追加投资，他们就有摇身一变的感觉。

　　何晓鹏：杨老师，对于管然提到的这种追加投资，我们在做相关研究调查的时候，会把它也考虑到个人收入里面去吗？

　　杨黎明：这里有一个个人能力、资本积累的问题，每个人要求不太一样。现在个人报酬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有形的包括工资、基本的福利待遇，无形的包括我在你这个单位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发展，职业生涯有什么前途，他也要看看你这一点。这两年公务员考试为什么那么多人报考？可能好多人看的不是工资，而是后面的东西。论工资，为政府工作通常要比为企业工作低，当然可能更稳定一些，住房方面现在公务员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处的，保险方面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为什么那么多人报考呢，看重的可能是无形的，他的职业生涯，在国家机关工作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多的锻炼，机遇多一些，比如出差机会、培训机会、出国机会，还有晋升机会，还有社会地位问题的考量，现在很多人注重这些因素。

　　何晓鹏：为了长线的投资。

　　杨黎明：潜在投资是很高的。也许这类选择的人群更愿意趋向稳定，因为相对来讲，有一个风险在里面。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在外企里面工作的人平均一两年就会跳槽，这对于公务员是不太可能的。对公务员来说，要跳槽的在前五年之内就会跳，五年之后他可能已经有了晋升机会。能跳的五年以内都跳走了，五年以后跳槽的人比较少，当然也有。

　　工资的非正常停滞

　　何晓鹏：不考虑这种个人能力、资本的积累，就收入分配而言，目前来看，这种地区间差距、行业间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总量后的平均增长速度跟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但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正常的。

　　秋风：这个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比较慢，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不很正常的。这里面还有个更基础的问题，秦晖老师(清华大学教授)也这么说过，就是权利的不平等，就是说不同的人群，在我们这个体制的架构里面，你获得尊重和保障的权利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程度。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很多民营企业，比如沿海的出口型企业，现在也包括中部地区的，因为很多企业迁移到中部，像安徽之类的省份。这些企业十几年来一直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地方政府主要是追求经济增长，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吸引外来投资，为了吸引投资者，地方政府就会给很多优惠，各种各样的优惠。地方政府会保护这些经营者、投资者，如果这些企业有什么问题，政府会帮你解决，比如说环保出现问题，可以不让环保局进这个企业，默许让人家放开污染而不管。

　　但要是雇员，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可能有些媒体也做过一些报道，比如在广州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工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之类的，工人可能要采取一些集体行动，这时候政府可能就会干预这个事情，因为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是破坏稳定了，企业去污染环境他觉得不破坏稳定，但工人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是破坏稳定了。这就是在政府面前，人和人之间没有平等，没有做到同处一个平等地位。

　　其实有好多类似的事情，比如在垄断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有时候也是这样，比如维护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垄断地位意味着什么？就是消费者要付出更多的钱，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也是一个逆向的再分配。因为这里有权利的不平等，就是说在工资的这个谈判机制里面，双方不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是企业主、投资者，享有一个垄断的利润或者说特权性的收入，那他就可以把这个工资压得比较低。

　　在中国一般说农民工，或者低端工人工资水平比较低，不完全是劳动力水平过剩的一个结果，当然，劳动力过剩在某种情况下会压低总的工资水平。

　　但市场本身也有一种机制，使得它基本上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时，已经就业的工人的工资有一种提高的趋势，这实际是有的。但是它提高并不是自动的提高，它需要一个博弈，就是要争取才能达到。企业主当然愿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不提高员工的工资，让他多挣两年利润。但如果有一个比较正常的所谓博弈机制的话，其实这个工资是可以提高的，因为从企业主来说，解雇工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即使是低端的工人，也有一些技艺，有一些经验，他要是能通过外部的介入，比如政府的权力，能把你控制住，那我就可以把工资压得比较低，这就是制度性的原因，导致了十几年来农民工的工资一直没有变动，80年代的时候几百块钱，现在还是那几百块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也提到的工资增长机制，福利政策等内容，但我觉得这个基层性的工作必须得做。

　　谁来决定薪水

　　何晓鹏：比如说我要是觉得我的工资少，要去跟老板谈我的工资，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会脸红，觉得像从他兜里掏钱一样。我想问一下，从建国以来到现在，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的工资，员工工资多少是谁来决定的？

　　杨黎明：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家的工资标准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秋风：有国外学者研究，从1955年到1978年，工人工资就没有提高，一直采取劳动者低收入这么一个政策，现在也仍然是这样。

　　杨黎明：改革多年以后就有很多变化，比如一些外资企业工资是根据市场来定的。国有企业的工资是国家来决定的，企业的工资和效益挂钩。其他很多企业都是业主自己定的，根据企业主体，也要根据市场来定。这个市场主要是指劳动力市场，招聘一个什么样的人，工资价位大体上是什么标准，否则人家不来。

　　我们周围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多了，供大于求，使很多人处于弱势的地位。资本的流动是全世界范围的，但劳动力的流动现在是受限制的，如果中国劳动力流到国外去，那咱们的劳动力价格也会提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政府，可能在政策方面关注不太够。还有一点就是对底层劳动力的保护力度不够，十七大对民生问题提出了要求，要把民生问题落实到实处。再有就是一些民营企业，工资谈判机制做得不好也不够。

　　秋风：显而易见，比如提高工人组织化的水平其实很重要，像英国工人提高工资很大程度上是靠提高组织化水平来提高谈判能力的。要建立民众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我觉得这里有好几个层次，比如最低工资保障。但我觉得市场本身是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市场给每个东西确定一个价格。我觉得政府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平等，政治上也平等，让他们愿意去谈判，而不是强加给他们。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

　　管然：其实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更积极的角度，就是提高全民素质的角度。从而去争得你应该得到的那部分工资。现在很多人是想先得到这个水平的工资，然后我再做这个岗位的事，再成为你想要的人。事实上应该正相反，我有一系列的行动，那接下来的结果就是我很快可以赚到我想要的那部分东西。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跟老板谈工资最好的时间就是年底。一般到年底都会有绩效评估。绩效评估产生连带的结果，有些人最关心的是工资，有些人是关心职业生涯的晋升。就这两方面，抓住这个时机来谈，让老板给那些有能力而又被忽略的人加薪。

　　何晓鹏：别人来找你你就给他加薪？

　　管然：是，但不是因为他找我谈判我就给他涨，而是他得到大家普遍的认可，我们给他追加的。

　　何晓鹏：你如果不同意，他们会不会辞职走人呢？

　　管然：当然我们是很有技巧的，要注重怎样沟通。